大学校长能选举产生吗？
近日，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大学校长。为此，有人欢呼：“少壮派大学校长崭露头角！”有人将校长们能说几句英语称为“新气象”。但有人却“看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气。少数自称“愤青”的人，集中争议的则是这些年轻校长会讲英语的问题。
其实，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简称“四化”）是邓大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了的，这里且不去议论“四化”是否科学与合理，是否就是大学校长的标准。但“年轻”最多只是大学校长人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至于是否会说英语，正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看一个干部会不会说俄语一样，只表明他文化水平的一个方面，最多也只是任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中期开始，我国的大学就开始选拔“四化”人才来取代老革命。而到九十年代初，土博士、洋博士已纷纷进入领导班子。这些年随着回国求职的“海归”多起来，所以，你想在大学，抓几个会说几句“洋泾滨”的年轻教授当领导，并非难事。
笔者不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不关心关心究竟什么人、什么条件才能当大学校长，究竟该如何产生大学校长，而只关心他们是否年轻和能否讲英语？复旦大学的前校长谢希德，上海大学的现任校长钱伟长，是老人，并且威望很高，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洋博士。谢先生的接班人复旦大学后任校长杨福嘉院士，由于校长当得好，现在已经受聘在英国某大学任校长。改革开放初期上台的年轻校长们，现在大都也已到了退休年龄，学校“改朝换代”是自然的，只有陈代谢才有生命力，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们应该关心的到是，该选什么样的人当校长，大学校长究竟该怎样产生。校长是由全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还是钦定？是公开招聘还是没有透明度的“考核”出来？选择的程序是民主的，还是仅由组织部门认定的？
此前，胡、温两位领导都曾讲到，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表示要大力推进民-主进程。什么叫民-主化？化就是变，是“表示转变为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是“足以动众”，“转移人心风俗”之谓也（以上出自《辞海》）。民-主化就是要按宪法和法律规定给公民享有管理国家或所在单位的权力。提倡民-主化，就是提倡还权于民。
可是，现在民-主-化的推进速度，比起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比起各地的形象工程建设速度，更是蜗牛与火箭赛跑。
民-主进程之所以慢，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担心“人民群众的素质偏低。”怕实施民主有碍社会的稳定，所以至今民-主选举领导人也只在部分乡镇以下政权机构试点进行。
有人会说：你看，农村人“素质较低”，在某些乡委会选举中出现了宗族势力把持，有钱人操纵的情况，也出现过贿选和舞弊的案件。如果扩大自由选-举，岂不把政局搞乱？
不可否认，民主推进过程之初，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正确的办法不是因噎废食，而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在推进中逐步完善，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化。
如果说农村人的“素质较低”的话，那么大学总该是高素质群体了吧。那里至少没有文盲，除极少数工人外，其素质应当是各种人群中最高的，现在许多学校的硕士博士人数已经达到教师总数的５０％以上，考虑到老教师当年读书时根本没有实行学位制度，那么这个群体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有思想和创新意识的精英群体了。可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大学校长、副校长却不是选举产生，而总是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出，甚至是钦定的呢？为什么推进民主不首先在这种人群中试点呢？
但现在的大学校长，都是上级组织部门带着已经初步认定的名单到学校，在小范围内进行“考核”产生的。而提名人不是被考核对象的老师，就是老上级、老朋友或某种密切关系的现任领导。正因为如此，由上级选出的校长，即使有高学历，会讲英语，未必就有当校长的德和才。
一个大学校长，不仅需要较高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有现代的教育理念和思想，要懂得大学的教育规律，要有让人折服的气质和魄力，要民主与清廉，要成为群众，特别是教师和学生的贴心和好当家。虽然不能要求十全十美，至少不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背后唾骂的对象。
笔者孤陋寡闻，但对某省的一些大学校长也略知一二。这些年轻的校长都是上级考核出来的，而非群众选举产生。他们中有的很敬业，很卖力，学校发展很快。但有相当多的校长，一改过去传统，不抓教学或科研，专管财务和基建。成天与商人和承包工们打交道，而没把心思放在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上，很少提出创造性的办学思路。其中有什么奥妙，只有天知道。有的校长在分配制度上，自定改革方案，自定政策，自定标准，他们的收入与一般教职工相比，高出２０－３０倍之多。吃回扣、包二奶、私分公款等劣迹斑斑，却稳坐宝座，无人动弹得了。
有这么两个事例：某位搞政治工作的中层干部，由于平时工作作风恶劣，不得人心，在学校党代会的选举中落选，未能进入校党委，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提拔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的可能。但是，他与当时的党委书记的关系密切，这位书记未经党委讨论，便向省组织部门提名要这位中层干部当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现在，这位仁兄已经是某高校的一把手了。他自然对提拔他的前任书记感恩戴德，每年都要提着礼品去“拜年”和“看望”老领导。同样，他也效法老领导提拔自己的亲信。这样，一张关系网就一层层地“编织”成功。
可是，这位“年轻人”（现在也不年轻了）并不争气，某晚在公园里被巡警以“嫖娼”嫌疑抓获，后被上级机关保释出来，至今这位老兄还稳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只是换了一个较小的高等学校而已。
某个进入“２１１”行列的Ｇ大学，有近３万学生，校长Ｔ是已经当了省委主管人事的副书记亲自提拔的，而这位副书记正是他的硕士导师。Ｔ校长曾经在某国某不知名的大学留学，据说也拿了博士学位，当然会说英语了。Ｔ已经当了１０多年的校长，上台时，比现在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还年轻，年仅３４岁，这次他也参加了校长论坛，应当算是会议上明星吧？
十多年来，Ｇ大学在Ｔ校长领导下，花去１０多亿元建设“２１１工程”，但Ｇ大学在全国的水平排名（如果这种排名科学的话）在逐年下降，而Ｔ校长的收入却逐年上升。若不计灰色收入，仅学校财务处打进他账户的就是５０万元以上，使全校收入高低差距达２８倍之多。他“智商”很高，几乎每项收入，都通过了教代会的“常设主席团”讨论的，因而是“合法”的。而常设主席团，主要是由校领导和各级中层干部组成的，官官相护，哪有通不过校长提议的事？比如，每个校领导分一部公车，每月补助汽油２５０升，这比学校一个专业司机的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还多，而且仅限于市内使用，节余归己。他将上好的果园砍掉，为自己修造了２４０平米的住房，加上“预留”面积共达３００平米，已经超过副省级干部的住房标准。他还为自己住房周围挖造了两个人工湖，教职工们将那里称为“中南海”。不仅如此，他的宿舍还有保安２４小时值班，保证他的安全。省委书记的待遇恐怕也不过如此。当然，这一切，他不会只一个人享受，而是把博士导师们都拉上“陪杀场”，这就使他的行为合理合法，因而心安理得了。至于他为什么与妻子离婚，并在很短时间内再婚，那是他的稳私，群众中的传闻不宜在此表述。反正，现在妻室的“改选换届”比校长、市长、省长更换更频繁，是事实。
就是这样的校长，在省里已经臭名昭著，在校内已经怨声载道，可是，就因为他的导师还在正省级岗位上，所以，他就敢公开与老教授吵架，并在教授们的质问下，生气、拍桌子，拂袖而去。人们动不了他一根毫毛，因为他后台硬。教职工告状无用，申诉无门，反对无效，牢骚无助。只有忍气吞声，等待包青天出现。
如果，校长是选举产生的，并且都有目标责任，他还敢如此嚣张吗？如果学校的民主监督机制是健全的，是以学校师生为本，他还敢巧取豪夺吗？如果教职工们有权罢免校长，他还敢在教代会的质询会上，与老教授对骂吗？如果，学校大事都通过民主程序，他还敢随意把数百棵果树砍掉吗？如果，学校的监察、审计是独立、公开的，校内的分配制度，还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吗？
大学为什么不能选举产生校长，明白人都清楚，无非是怕乱。其实，这是杞人忧天。既然承认大学是高素质人才的群体，是思想库，是智囊，就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是理智和明智的，是能分清是非的。既然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应该相信群众会选出大家满意的校长。不相信群众的管理者，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勇气战胜自己。而最终得到的可能比失去的更多。
显然，只有推进民-主，大学的腐败现象才能得到遏制，只有民-主选举校长，才能出现真正有创造精神和能力的校长。大学的民-主空气越浓，大学的凝聚力就越大，就能激励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让他们的潜实力得到充分发挥。一个有民-主意识的大学校长，就会给学校带来学术的自由空间，学校就可能造就出大师。
